郭涵：一所学校若成了名利场，那是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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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当代教育家，呼唤教育家办学，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教育理想之一。这让人们想起历史上的教育家。比如，陶行知、叶圣陶、苏霍姆林斯基；当代的，至少有霍懋征、斯霞等。
细细想来，这些在今天看来堪称大师、教育家的人们，他们至少有两大特征很容易引发我们思考：
一是他们当年所专注、所钟情的是“立业”，立教育之大业，他们没有想到“成家”，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家、教育大家。
他们一生远离功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们用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办教育，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精耕细作，做了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仅此而已。至于我们今天尊奉他们为教育家，那是我们的事，与他们当年的追求无关。
二是当时社会并没有刻意打造、培养他们“成家”。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他从年轻时起至去世前(1970年)，一直担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69年），才被授予前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号。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等，成就斐然。虽然郭沫若曾将其与孔子并列：“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但是，他生前并没有获得任何关于教育家之类的头衔。
当代教育家霍懋征老师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斯霞老师，早在1963年，新华社就播发通讯《斯霞和孩子》，向国内外介绍了她的感人事迹。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获得关于教育家的殊荣。
我说这一些什么意思呢？既不是对今天培养教育家的“反动”，也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真正的教育家。而是想说，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需要理性与稳健，需要多一点自然成长的因子，少一点人工培育的痕迹。
“自然生长”与“人工培育”有啥本质区别
“自然生长”与“人工培育”，由于所接受的土壤和光照不同，可能会产生异质化倾向。
历史上的教育家，犹如一棵大树，他在自然环境中栉风沐雨、自然成长，最终长得根深叶茂，没有揠苗助长所带来的脆弱与肤浅。他们常常用生命的全部智慧做教育。他们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我们用这些极富正能量的词汇褒奖他们，丝毫不显得虚伪和过分。这些，才是自然成长为教育家的必备条件。
据此，我很认同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称号的美国教师雷夫·艾斯奎斯，他把教育视为宗教，把他的56号教室当作教堂，以对教育近乎疯狂的热爱,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感动了整个美国。
在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教育家也好，名师名校长也罢,他们生长的环境有了根本性变化，人工降雨、人力浇灌的力度空前加大，人工雕塑的痕迹日趋浓烈。这或许无可厚非。因为，毕竟时代发生巨变，时至今日，一味要求教育家自然成长，显然不切实际。更何况，我们久违了真正的教育家，我们对教育成功的期盼如饥似渴，甚至急不可耐。
但是，如果人工培育过度，甚至揠苗助长，那么，因此而导致的异质化倾向便无可避免。也许我们今天无法论证，但可以设想，未来的某一天，也许教育家如雨后春笋，但宏观教育现状的改善或改变，不一定与此成正比。
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名师名校长或许可以打造，但真正的教育家很难。除非我们削减教育家的台阶，稀释教育家的内涵。
我们扪心自问：今日社会，有多少人怀着宗教般的敬仰去做教育？又有多少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做教育？舍此，期盼真正的教育家，恐怕很奢侈。
让教育家的成长趋于理性
如果教育家可以培养，那么，社会要为教育家成长提供安静宽松的政治、舆论和学术环境，让教育家的成长趋于理性。
一方面，环境越热烈喧闹，越易催生办学者浮躁、浮华心态。启动大会的隆重，颁奖大会的热烈，直让人热血沸腾。它可以刺激人快速跑步进入教育家行列，也可以鼓舞人乘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进入，进而造成教育家的速成，造成教育家队伍的庞大。不是吗？
眼下已经有人喊出也许是天派、也许是地派的“教育家从这里起步”了。这仿佛让人觉得,某地教育家已然成“派”。既为“派”，那就是一支颇有派头并“起步”的队伍了。
诸如此类自言自语，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反正大家都是写文章、作报告，是进行单向度的信息输出，而不是辩论场上的双向交锋。细想起来，煞是幽默。
另一方面，环境越严肃苛求，越制约人的成长与发展。比如，对所谓被培养对象的名目繁多的年度、中期和终期考核，向有关部门上交“工作总结”、“研修心得”，甚至还要写“专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和久遭诟病的高校教授按规定完成论文数量、按规定完成科研课题如出一辙。
我们很难设想，一位在中学一线承担繁忙繁重教学或管理工作的被培养“对象”，他要额外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其生命该是怎样的不能承受之重？若是，怎能从容走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便是，人为考核指标越繁琐，越易禁锢人的自由思想，加重其精神负担,也就越容易产生“副学术成果”和“副办学成果”。
单就专著而言，应是长时间乃至终生“专注”教育，方可产生专著。它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逼出专著，为专著而“专注”，此专著，只姓“副”，不姓“正”。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此类“培养”的“显著效果”，一直都以媒体正面报道、领导者堂而皇之的讲话或报告公之于世。大家都在自说自话，任意地说、旁若无人地说、无人批评、无人反对、无人澄清。至于“被培养”者，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烦恼和无奈，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种种弊端，更是不便说、不能说的。否则，有对不起栽培之嫌。
如此看来，“被培养”的教育家和“自然生长”的教育家的异质化倾向的产生，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时想，老子“不尚贤”的主张，我们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小农思想”。是的，它与今天的竞争格局、与“树典型”“学模范”思潮几乎背道而驰。但一个内心有远大教育追求、视教育为宗教的人，又何必“尚贤”？
他可以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他的内心宁静而平和，他可以凭借做教育的内驱力，善为教育、甘为教育、静为教育，他的生命之树将是常青的。历史上自然生长的教育家概莫如是。
变“我要做教育家”为“我要做教育”
办学者的灵魂深处如果变“我要做教育家”为“我要做教育”，那或许是另一番美好天地。
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两种追求和心境。前者，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常会导致非理性者精神的狂躁、狂奔而不能趋于宁静；后者，具有鲜明的事业向往。事业向往常会使人的精神沉醉其中，让人的灵魂趋于专注、从容和淡定。
作为一线校长，如果一心朝教育家目标而去，则势必会滋生很多功利性追求。他要去主动寻求轰动效应，他要去主动寻求媒体的华丽包装，他要去主动追求教育的短平快。这时候，那些“副学术成果”、“副办学成果”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所谓“副”者，虚实并存、甚至欺世盗名之谓也。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把教育办成了“政治”，甚至把教育办成了名利场。
一所学校，如果成了办学者的名利场，那不仅是办学者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剧。这样的学校，可以出“名人”，但是，很难诞生真正的教育家。
倡导用教育家理念办学
社会舆论如果变“教育家办学”为“用教育家理念办学”，那或许是另一道亮丽风景。
今天的教育，与其说缺少教育家，不如说缺少用教育家理念办学的优秀校长。什么是教育家理念？其实就是符合教育规律、切合教育本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今天的校长,谁都可以娓娓道来。
但大家都清楚，今日媒体化信息化时代，是诞生和包装（借古人之言进行现代汉语包装）名校长办学名言和“名理念”的时代，是催生轰动一时的名校长办学成果的时代。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言、名理念、名成果，光鲜、生动、极富时代气息和穿透力。
我们时常被某些办学名言、名理念和名成果所感动，内心油然生出“说得真好”的感慨。但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常常归于沉寂。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进一步走近时，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于是，我们的教育便一次次陷入困境，一次次试图突围。一次次突围，一次次难以“出界”。
这一切，同样在启示我们：社会舆论需要理性，需要稳健。我们可以呼唤教育家办学，但是，我们更需要呼唤更多的有识之士用教育家的理念办学。我们要呼唤教育家的理性成长、缓慢成长和真实成长。当然，我们更要呼唤教育家的自然成长。
或者，我们不去倡导教育家办学，而是倡导用教育家理念办学，将如何？然后，再有一点耐心，让后世去认定那些用教育家理念办学，且办学成果丰硕、人格高尚者为教育家，又将如何？
北京一零一中地处海淀,是我们的幸运。因为，这里有今日中国不可多得的相对宽松的办学环境。但是，一零一中是否诞生教育家，我们从不心存奢望，尽管，几十年来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对它寄予厚望、给以莫大支持。我们追求的是理性办学，按教育规律办学，用教育家的理念办学。这，同样成就了今天的一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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