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试以泼墨法作山水画后，又在泼墨的基础上泼以大青大绿，获得了更为新奇清丽的效果。并以其天纵之才，在几年的时间里使惊世骇俗的“泼彩”迅速成熟。同样，泼彩也使这位大画家放出了异样灿烂的光辉，其浓丽、新奇、清艳的中国泼彩画，也震撼了整个中外画坛。

泼彩的技法则是先将颜料在小碟中调至所需要的色相及浓度，然后泼洒在画面上，利用其自然流淌渗化的性能，形成画面的大体结构，再利用色彩渗化的形迹和肌理效果，用笔整理、补助允成为完整的作品，因此这种画法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往往需要根据色彩落纸后的既成效果灵活地调整画面。

1969年，巴西最著名的杂志Cruzeiro 整版刊登张大千在大画室作泼彩破墨时的风采

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段，泼彩并不是盲目地纸上乱泼一气，作者必须对画面的艺术形象有所构思，什么部位泼什么色彩，怎样泼，需要达到什么效果，以后整理成什么形象，心中都要有所准备。

要说张大千的“泼彩”由来，以下五点因素可以追溯源：

1、唐以来的传统“泼墨”

先有东晋书法家王洽在前的“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素”、“凡欲画图障，先饮醺酣之后，却以墨泼”；继有米芾“米氏云山”的“信笔作之”，即以泼墨法信笔写去，“意似便已”；再有石恪、青藤、白阳的水墨大写意，尤其是宋代禀性疏野的梁楷的泼墨画，与大千先生的泼墨简直可以说是“血缘”关系。

2、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给予的启发

大青绿、金碧山水的厚重浓丽，小青绿山水的轻松明快。正如大千先生自己说的“只不过加以变化罢了”。的确，他只不过是将大青绿的层层填积变为小青绿的滃染，再化之为“泼色”而成为后来的“泼彩”画。

3、久客西方，周游欧美各国

遍览各地的博物馆以及和毕加索的所谓“艺术界的高峰会议”后，张大千尽管民族观念深厚，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且文学艺术作品本来就具有潜移默化的神力，故使他在画风方面深受“原本就受中国影响而产生的抽象派”的影响，在他的“泼彩画”里加进了“西方的牛奶”而更为绚烂媚人。

在《画说》中，张大千也作过不少中西绘画的论述：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

中西绘画，理论上是相通的。毕加索曾亲口告诉我，他自己就受到中国画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近代我国画家也在吸收西画的优点。所以我说中国画与西画，应无多大的距离和分别。

一个人若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来，要看起来完全是中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定要绝顶聪明的天才同非常勤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稍一不慎，便走火入魔了。

4、敦煌“面壁”三年

敦煌壁画的宏大规模、敦煌壁画的线条、构图方法、画境的泱泱大风等等，特别是敦煌壁画“厚上加厚、美上加美”的浓丽沉艳的颜色，为张大千的“泼彩画”奠定了扎实、牢固的基础。

5、眼疾发作，几欲失明

1957年，张大千在和工人搬石头时，由于用力过猛，糖尿病引起的眼疾发作几欲失明。尽管后来经过四方求医，眼疾有所好转，却再难从事早年精细的画风，而正是因为这次偶然的眼疾，反而成就了张大千艺术人生的一次飞跃性的突破。

张大千对此回忆道：“我近年的画，因为目力的关系，在表现上似乎是变了”。又说，“予年六十，忽撄目疾，视茫茫矣，不复能刻意为工，所作都为减笔破墨。”

从张大千的泼彩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在创作之前早已胸中有丘壑了，在宏大的构思之下，墨彩的流动却有着千变万化的不可预知性，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就是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徜徉，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一个个令人陶醉的奇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