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丁韪良究竟何许人

丁韪良何许人也？在学术界或许十有八九明了，不过于公众而言，可能就不甚知晓。而如果介绍说丁韪良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那么大众的关注度就会截然不同，这等于表明丁氏乃是中国早期近代教育最主要的实践者和贡献者。或许迎面而来的便是一大堆疑问，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如果丁韪良真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那为何官方从来没有提及过。的确如此，笔者曾翻看1993年4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里面的确未曾提及此事。这是什么缘故，是坊间的编造还是官方有意选择遗忘。

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是编造，那说明有人试图胡编乱造，可视其为一场闹剧。而如果事实千真万确，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堂堂最高学府，竟然回避自己的首任校长，这种作法无异于堂而皇之背叛自己的历史。

为了使丁氏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一事有一更合理的说明和分析（后半段作说明），有必要先对丁韪良在华62年的经历作一大概的背景介绍。

1、作为传教士：在宁波十年的传教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其父其叔其弟皆为牧师，其祖上为爱尔兰人，祖父、祖母开始移居美国。受父辈们倡导虔诚及注重教育的影响，丁氏自小开始便对献身传教事业有使命。1843年至1949年分别从印第安纳大学及新阿尔巴尼亚神学院接受了哲学和神学的训练，并分别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及希伯来语，之后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被美国长老会外国传道部差派到中国传教。

其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大致分为宁波、北京二个阶段。其一是宁波的十年（1850-1860年），在此期间丁氏不仅以非凡的毅力快速完成了方言学习、宁波土话拉丁拼音系统的编写及四书五经的阅读，而且还完成了晚清时期基督教最重要的中文神学巨著《天道溯源》，如其在回忆录《花甲记忆》里所言：“在我来华的三个月之内，即当我刚刚可以理解老师的讲课时，我就开始用功地研究文言。先从宗教论文和中文故事入手，接着又开始研读经典，在头五年中就读完了作为中国文学基础的九部主要著作。若非事务繁忙，受精力分散的影响，我本来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在这一时期，我开始用文言或古文来进行写作，并且完成了《天道溯源》（一部有关基督教证据的论著）这本在中国和日本流传甚广并多次再版的中文书。我相信，在文人学士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皈依基督教的。”[1]

就拉丁拼音系统的编写而言，其立意是源于帮助当地孩子和老人们识字进而更有效接受基督教福音。1851年1月开始丁氏便与人合作开始用拉丁字母编纂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尽管该方案的推广在基督教内部存在不同争议，但丁氏对中文拼音的构思却为日后中文拼音方案的推广起了铺垫的作用，事实上其拉丁化拼音体系也的确成为民国时期乃至解放后诸多拼音方案的先河。

此外，在宁波期间丁氏还参与了往后引起争议的二件事，其一为同情太平天国的言行，其二为充当《天津条约》美国公使列维廉（Reed, Hon, WilliamB.）的翻译员并协同畏三卫一起促使清廷接受宗教宽容的第29条款的签署，第29条款内容如下：“新教及罗马天主教所遵行之基督教教旨教导人们相互帮助、相与为善。此后传习此类教规之人不应再度因其信仰而遭非难及迫害。无论合众国还是中国之教徒，只要根据教条和平传习基督教教规，便不应受到干涉或骚扰。”[2]

2、作为翻译家：对《万国公法》的翻译

1862年夏，丁韪良携全家移居北京，定居不久其便开始着手翻译美国外交官惠顿律师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书是当时世界上较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翻译目的源于1858年丁氏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天津条约》谈判时的一段经历，当时其看到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外交礼节曾发生过争执，当时耆英要求列维廉下跪受书，而列维廉断然拒绝。由此丁韪良认识到清政府需要更深入了解国际法。借由这些特殊经历，丁韪良便萌生了翻译万国公法的念头。今天看来，丁氏的这项工作事实上改变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就《万国公法》的刊印而言，其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的“天下观”向现代国家之“国际观”的重要转变，是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主权国家观念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从《万国公法》开始，中国人才真正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规则，也从那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意识，可以说这种思维意识的“破”和“立”所带来的影响是——由此打破中国数千年以来所形成的天朝意识和由此萌生了具有平等交往的国际理念。

从这种意义上讲，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晚清时期坚持数十年，其重要原因便是晚清洋务派人士对外交往的观念已发生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无疑《万国公法》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借由《海国图志》已使部分有识之士开阔了视野，但那种对外认识的进展仍然还是以“夷夏观”为基调的，而《万国公法》的印发才使得部分精英的对外看法发生了质的转变，诚如丁韪良所言：

“促使中国与西方各国建立起更紧密关系的一系列条约，尤其是通过建立永久性使馆来建立相互交往的方式，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家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万国公法这个话题。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门新的学问，其中所涉及的概念是他们的祖先在此前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所不太可能想象得到的。”[3]

由此可见，《万国公法》的出现对洋务派的国际视野起了重大的拓宽作用，而这一切都跟丁韪良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有关，在丁氏看来晚清中英之间的冲突大体是基于双方所持国际关系的不同理念，更明确的说是中国缺乏国际法的常识，显然这极不利于中英之间的交往。如1862年他刚构思翻译《万国公法》时曾这样说道：

“我于1862年返回中国，希望能到北京传教……这期间，我花了一段时间翻译惠顿氏的《万国公法》，我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对我自己的事业、以及中英这两个帝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实，局势对这种书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4]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发起洋务运动的“司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大力支持丁韪良的工作，时任总理衙门大臣们都积极推动对《万国公法》的阅读和推广，如丁韪良在著作里所言的：

“1863年，我在迁居北京时随身携带了惠顿《万国公法》的中译本。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分欢迎这部译作，将其视为指导他们在新时局中如何行事的及时指南。”[5]

像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䜣还亲自指派人来协助丁韪良的翻译工作：

“我只要求他们给我介绍一位能干的官员来协助我进行最后的校订，然后以公费印刷……恭亲王指派了四位高官协助我进行修订，其中还有一位翰林院的官员。工作在总理衙门完成，根据新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建议，此书出版以供清政府使用。”[6]

对于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前因后果，清朝官方档案《筹办夷务始末》有详细记载，档案显示恭亲王曾于1864年8月30日上了一道奏折，希望能批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按恭亲王在奏折里的说明，他之所以在官员中大力推广《万国公法》，最重要原因就是基于丁韪良的合理说明和积极推动：

“近日经文士丁韪良译出汉文，可以观览。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按：万国公法），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斟援引……据丁韪良告称，大清律例，现经外国翻译，中国并未强外国以必行，岂有外国之书，转强中国以必行之礼，因而再三恳请……丁韪良以无资刊刻为可惜，并称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7]

奕䜣 

事实上，洋务派高层之所以接受丁韪良的建议，是因为他们的确尝到了通晓《万国公法》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甜头，比如在1864年春当普鲁士与丹麦在天津海口发生冲突时，恭亲王等人曾采纳《万国公法》的条例而使得普鲁士“即行认错，俯首无词”，恭亲王就此特地向同治帝说明了这一事：

“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闻有可採之处，即如本年布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船只一事，臣等暗採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还要求皇上允许将《万国公法》印行出版300部呈送给总理衙门，然后再转发给全国各省通商口岸备用：“臣等共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印成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服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9]朝廷高层对于《万国公法》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同治帝也批准了这一奏折，这不仅表示清廷同意《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刊印，在一定程度上更意味着中国愿意打破数千年的对外关系准则，即开始尝试按照通用的国际惯例来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

3、作为教育家：对京师同文馆的贡献

丁韪良于1869年受聘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同文馆初衷为培养翻译员）。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晚清洋务派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崭新尝试（也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丁氏受邀之原因是同文馆正面临生存困境（乃至有解散的可能），丁韪良在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当时情景：“1868年，我受聘在一所新办的国立学院同文馆教授国际法，不得不把传教事宜交付给别人，自己回到美国进修，以便为新的工作岗位做准备。我收到赫德先生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催促我尽快返回中国。他告诉我清政府对同文馆的工作不甚满意。实际上，它很可能要被迫解散。我回信说自己对前景并未丧失信心——即使同文馆被关闭，也是可以使之重开的，或者说‘即使削弱到了尽头，它的全部价值依然丝毫未损’”。[10]

由丁氏的描述可以明了他对于晚清洋务派之改革计划的积极态度，因为当他于1868年收到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邀请时，竟立马放下手头所有其他事务而决志全力投入这项事业（尤其是当时京师同文馆正面临解散的可能）。而在丁韪良就任后也的确凸显了这种困难，因为鉴于当时朝内顽固派的诋毁，众多具有举人、进士身份的学人都不敢前来学习，为此丁氏一度考虑辞职，后来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提示他同文馆学员日后有可能会成为皇帝的老师，基于这种考虑丁韪良才收回辞职的念头。[11]

事实上，由丁韪良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就有二位做了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张德彝和沈铎），[12]有关此事，美国《纽约时报》于1892年2月4日还以《光绪皇帝学英语》为题做了专门的报道，在该报道中，作者认为光绪跟二位同文馆学员学英语这一破天荒之事将意味着清帝国统治者希望打破3000年的“老规矩”，即希望把清帝国带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因此文章认为这一举动意味着“清国历史最大的变化”，该报道全文如下：

光绪皇帝学英语

1892年2月4日

中国上海，12月28日讯：从去年12月份开始，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过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今年20岁的清国皇帝陛下（在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按：京师同文馆）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这里的人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13]

此外，日后清朝派往各国的公使及外事人员也大多是丁韪良主政同文馆时培养出来的学生，这其中就包括12位驻外公使，他们是：汪凤藻（驻日本公使）、庆常（驻法国公使）、张德彝（驻英国公使）、荫昌（驻荷兰公使，驻德国公使）、杨兆鋆（驻比利时公使）、杨晟（驻奥匈公使，驻德国公使）、杨枢（驻日本公使，驻比利时公使）、刘式训（驻法国和西班牙公使）、陆增（征）祥（驻荷兰公使，驻俄国公使）、萨荫图（驻俄国公使）、吴宗濂（驻意大利公使）和刘人镜（驻荷兰公使，驻俄国公使）。[14]

此外，就丁韪良对于洋务派的影响而言，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工作便是积极通过翻译来引进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当这个翻译渠道是通过同文馆再传递到科举体制中时意义就非同寻常，因为它将意味着整个帝国在教育理念和范畴上的一种全新尝试。事实上在经过丁韪良主政同文馆二十年间的不断呼吁和建议，引进现代科学知识的倡议正逐步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晚清高层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理解以及科举体制对于这些知识的接纳大多源于以同文馆为代表之新式学堂的不断呼吁和提倡，如丁韪良所言：

“同文馆对于清朝高级官吏的间接影响，以及通过他们对于整个政体的影响，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将科学的内容介绍到了科举考试之中，尽管其规模仍然有限。1887年被一个上谕所批准的这个改革方案是经过了二十年的酝酿；巡抚和总督们首先提出了这个主张，但一直等到政府部门通过同文馆了解了有关现代科学的性质和规模之后，才将此方案付诸实行。各省考生及第的试卷都送交总理衙门，以便让同文馆核阅，而且获得第三级科名（进士）的考生均列员同文馆。这就使同文馆获得了一个国立大学的地位。我曾向内阁大臣们反复陈述过将科学植入科举考试的必要性……我就任总教习之后，便组织了一班译员，其中有教习，也有冒尖的学生。这是经总理衙门批准成立的，凡工作勤勉、成果斐然的人都能得到奖励。已经译出的书籍涉及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法国和英国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领事指南等题材，以及许多其他题材。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同文馆的印刷所刊印，并免费分发给清朝官吏的。这些书籍就像是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某些东西。”[15]

 丁韪良是北大首任校长

在了解了丁韪良上述的背景后，其实就很明了一个事实，那便是丁韪良被邀请出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当时丁氏集西学与中学兼顾的学养及于新式教育的经验可以说是独步中国。也正是在这个层面而言，当时丁氏被选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不是丁氏的荣耀，而是京师大学堂的荣幸。

当然，这是笔者对当时处境的一个判断，丁氏是否真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还得事实说了算。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6月11按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书中确立的变法成果之一，因此其在当时的地位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承担全国“教育部”的功能。当时确立管理京师大学堂的有三个人，其一是管学大臣孙家鼐、中学总教习许景澄、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在这三个职务中其实孙家鼐的角色相当于教育部长（没有参与大学堂具体事务），而名义上为中方总教习的许景澄因当时身处异邦与沙俄谈判，因此也从没有参与京师大学堂事务（没有工作过一天）。因此，在京师大学堂头二年的时光里，身为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几乎是包办中学和西学所有的行政和教学管理事务。当然，京师大学堂才刚开始起步，而且当时正处于戊戌政变失败的消极环境，因此具体行政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有关丁韪良在头几年是全权负责京师大学堂的事实却无法改变。由此可以明确丁韪良就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有关这个事实甚至在坊间流传的野史《清朝秘史》里亦有提到丁韪良实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事，并明确实权在于丁韪良：“美国教土丁题良为总教习，实权都在丁韪良手里。教学课程，管学大臣不能过问。”[23]

此外，丁氏在《中国觉醒》里共有二处非常清晰的记载，其一是当他论及1898年的维新改革时曾这样论述道：

“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从中国对日本的惨败中得到了教训，决心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西方的科学知识只限于让少数使馆翻译和随员去了解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让清王朝第一流的学者也有机会接触那个能增强国力的源泉。清政府以五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创办了一所京师大学堂，而我被皇帝下谕令任命为该大学的校长，并被赐予清朝九品官衔中的第二品顶戴。”[24]

其二是丁韪良在《中国觉醒》里提及在华传播世俗知识的传教士时曾这样谈到：

“我在担任了二十五年的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于189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是由光绪皇帝直接下谕令委任的，该谕令还发表在清廷的《京报》上，我的官品仅次于最高级。”[25]

此后，李提摩太在谈及京师大学堂时也曾提到丁韪良就是校长，有意思的是当时推荐李氏的正是孙家鼐，可见孙本人就不是校长（是充当教育部长的角色），如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26]

丁韪良之所以如此被清廷看重，这源于他与清廷大臣们有长期的交情，比如他与洋务派重要代表张之洞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丁氏与张氏的紧密关系可以说达到了“情同手足”的程度，丁韪良曾在《中国觉醒》一书里花了大篇幅来描述张之洞的生平、品行及思想，而这种关系也体现为二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深入理解和协助，丁氏在书中曾这样说道：

“在居住京师的四十年里，我对张之洞的杰出生涯可谓是了如指掌。就在最近的三四年中，我更是有机会通过跟他更多地进行个人交往，来进一步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思想。因为我受聘来主持他的湖广仕学院，并帮助他开展其他的教育项目。”[27]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被清廷重视的丁韪良，为何在京师大学堂乃至晚清的官方史中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呢。根据沈弘先生的研究，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其重要原因便是与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发表的激烈言辞有关。鉴于其于1900年亲身经历了京师大学堂教员横遭追杀、驻京外国使馆被围攻和焚烧、慈禧出尔反尔导致大量无辜百姓被击杀等事件后，丁氏便在愤怒中全然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竟激烈抨击慈禧太后并一度还要求八国联军废黜清王朝，很显然其结果便是清朝官方的全面封杀。由此，如若想从清代以来的正史中找到有关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之间联系的资料就会显得异常艰难。[28]而始自今日，在中西意识形态互为博弈并将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选择遗忘当然更符合当前的政治正确。

只是，历史毕竟是由多人写成的。人可以一时遗忘所有事，也可以永远遗憾某些事，但不可能永远遗憾所有事。

结论

丁韪良：晚清的“利玛窦”

丁韪良：最佳基督教著作《天道溯源》、《中国觉醒》、《汉学菁华》的作者

丁韪良：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万国公报》的翻译者

丁韪良：京师同文馆的长期总教习

丁韪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丁韪良：晚清最懂中国的外国人

丁韪良：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者

（本文作者为王文锋博士，限于篇幅，注释未标注）